请不要加分，除了曲外，其他都是以前发过的一些文字。再发这些老文字，只是与无兄探讨。
1、首先将一首自制小曲送与兄。此曲用兄在我贴后跟贴表达的意思改。
我是我，我非我，色空不二混佛魔。天地在手，乾坤任挪。无中生有，有化无，三千大千幻婆挲。对众生，狮子吼：拙！
2、节选老文《人情与法律关系浅析》中的一段文字，稍说当今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疯”病的根源。
继续关注我国的社会现实，我们普通百姓可以用思想觉悟不高来为自己的私欲“推托”，可现在一些共产党的官员“以权谋私”，就只能说是他们社会主义政治意识不强、先进马克思主义思想作风不端正、封建思想残余严重和利己主义思想泛滥的体现了。我认为资本主义的“糖衣炮弹”轰下了我们的共产党干部的说法不全可信。虽然在现在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因为人的私欲一样存在的很多的犯罪问题、腐败问题，但因其现代法律发展的早，整个体系的构建是相对较健全的，对人的规范力也较强；还有在一些资本主义社会里经济发达的情况下，在拥有较丰富的物质供给的基础上，一部分人确由物质追求转向了精神追求，在寻找一种人生自我价值的实现，所以能发展对高高层次道德的追求，可以适当抵制各种犯罪思想。其实，侵蚀我党干部的不仅是因为一些干部们看到资本主义国家因经济发达而展现了物质丰富后的富裕景象而产生的“向往”心理，更是我党干部自己“不饱”的私欲；还有这些共产党员中的干部也是中国的子民，中国官场的遗风、官老爷的习气不可能在毛泽东这位浪漫主义革命家倡导的几次革命后就被送入坟墓；而且他领导的最后一次革命恰恰起了反作用，把一部分中国人因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和新中国建立而树立起的社会主义信念打散了，使人民的部分思想“阵地”重新被封建主义占领，其中自然包括国家的各级干部们；即使是以往中国共产党开展的几次有成效的整风运动，虽然在强化着共产党人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但其隐含的派系争斗暗流也还是有部分封建党争延续的成分在，不可能不在中国共产党人思想中埋下封建意识的“癌变”分子。其实，只要有腐败存在的土壤，这种遗风和习气就会死灰复燃。当今，我党因改革开放初那一阶段的影响，注重了经济发展，但忽略了精神发展，没有做到应该常抓、真抓不懈的“两手抓、两手硬”，使我国全民精神世界的发展出现断档、社会主义思想与我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分没有形成精神链条的在人民“心”中延续，价值判断能力失衡，认知判断能力偏狭，各种对人的思想与情操来说是腐朽、反动、落后的内容弥漫开来并被接受，滋生人民自私情感的土壤和滋生官员腐败的精神领域土壤再次出现了。因我国人民意识形态里的、根深蒂固存在的那种“校枉过正”的思想观念的存在，在经过建国三十年内的那一阶段，社会主义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可行性被一些对马克思主义原理不能确切掌握和对毛泽东思想不能深刻理解的人，教条化的宣传和应用后，马克思主义文化与哲学原理在中国各界的认识相对封闭与僵化，一些文化与思想的所谓“精英们”在改革开放之后的一个阶段里，开始在骨子里极力的否定共产主义思想，这些精英们就包括一些共产党的官员、一些文化与艺术、传媒界的人员、甚至一些法律研究者和工作者，他们既然否定了共产主义，就必须用另一种理念来填补思想领域的空白，而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为了颠覆社会主义而刻意“化妆”过的“自由主义”思想、而非现在西方社会已经修正过的具有一定社会主义倾向的自由主义，正好随改革开放被不加过滤的引入，这种自由主义里的现代人本意识是被扭曲的，不是真正科学意义上的具有相对主体性的与自然、社会、他人和谐相处的人本，是被偷换成了自私成就自我的概念的绝对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本；还有，他们思想中还开始复苏封建意识，在这种情况下这两种意识互相渗透着在这部分人心中开始共存并发展，就使得这些“精英们”所奉行的人生信条既有了已经过时的资产阶级绝对自由化的部分，又有了复古的封建主义部分。可得判断是，真正的具有高道德素养、高法律认知的、渴望同时给予民众精神大厦和物质大厦的精英在当代中国现阶段还是被部分边缘化的，他们持的社会主义、自由主义、新儒家思想是较科学的、是即互相制衡又互相促进的。可喜的是，他们的“话语”在当代中国正在被国家领导层采信；但不容乐观的是，他们的思想还没有得到中国广大人民的足够重视，还没被“拥戴”到的绝对主流。举例来说，即以现在媒体所展现的内容来看，所表达或传递的信息不能不说内涵是那批伪精英们，而非真正的能思民的道德深层之想并想予以正确引导的精英们，在改革开放后二十余年间推波助澜下倡导的中国式的、特殊的、带有封建形态的“民主自由化”，对封建帝王的谄媚、对肉欲和私情的低级渴求“灌”满了电视、报纸、网络，充斥着的是原生态的欲望化。比如现在十几岁的孩子们可以一连串的说出很多娱乐届人物和虚构人物的名字和情况，却对偶而播放的革命电影中的人物形象及原型嗤之以鼻，不予相信。而社会主义中为人类整体发展而服务的思想“不算”夸张的说已淡化、弱化为只是国有宣传媒体在某种程度上“空喊”着的口号了，而且这些应该是主流的媒体的作风是什么样的呢？是文风的僵化、引导艺术的匮乏，是拿着官腔官调、拒人于千里之外，缺少“三贴近”。可以举一些这种形式促成的在人民群众中反映出的反面例子。比如我们国家最重要的报纸—《人民日报》现在只是各机关的摆设，又有几人以信服的心态去阅读呢？比如新闻联播中播出的爱国主义内容又有几个青少年在看呢？比如对马克思主义弘扬的优秀文章只能在一些专门期刊上发表，有多少党员能看到呢？现代中国媒体传播的现实是，部分媒体人为利益驱动，顺应“揭弊文化”大行其道的潮流，渴望加大收视率、点击率，盲目炒作、追求轰动效应，更多关照的是民众的探阴心理，降低了政府的公信力。举例说明，我认为，所谓的前几年在“非典”期间许多人认为的媒体失语受政府操控不可信。与六、七十年代我国上纲上线的操纵传播渠道的政审制度不同，现代的一些媒体在数字化传播的条件下，不可能受政府的操控，而且确有“脱缰”的趋势，传播的媚俗、低级趣味正侵蚀着老百姓的“心”。可以说，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即提出的可能出现的“修正主义”在当今并非不存在，而且这种修正主义并非应被当今中国社会主义社会采纳的带有科学性、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正当和合理修正，而是偏离社会发展方向的逆修正。比如《河殇》这部上世纪九十年代播出的纪录片中虽然含有文化界对我国何去何从的忧患意识，但其对我国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和传统文化带有的否定性确实代表了一定的这种逆修正意识。我认为，当今这种逆修正夹杂在部分腐败的国家干部和党员的言行中传播，不仅损害了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正当利益，还会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信仰危机的发生。针对这句话，我想解释，我并不想提倡没必要在当今时代还要进行的阶级斗争为纲，而是想说当今人民内部的矛盾正在扩大化，贫富差距只是外在表现，先进文化没能渗透到法律中体现、没能调节好各种法律关系和权力关系，才是根节所在。以上这些不良倾向，由于我国科学行政管理格局尚在形成期，还不能通过完善的法律和制度去完全纠正；由于“三个代表”中的党员应是先进文化的代表的这种意识在广大党员心目中还没能融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且去贯彻、执行、以身作责的去推广，所以广大党员不能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去有效抵制；由于主流媒体所宣传的社会主义主旋律内容还如刚才所说的，没有脱离开口号式的、空洞式的、条框式的、灌输式的宣传，没有能宣扬、渲染出当代的应当以爱国、爱人为本义的英雄主义；所以能“偏”得人心，在部分国家干部、党员、民众中被吸纳着。以上这些，使普通百姓在不能产生社会主义高尚情操心理共鸣的条件下，没有可模仿和学习的榜样，人心渐趋浮躁，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中华民族原所具有的高文明内涵的道德素养，且正被各种只维护自己利益的“贪、嗔、痴、妄”的感情与观念包围着。使一些共产党的由高层至低层的干部思想复古、封建意识高涨、贪墨习气成风；用人做事不能任人惟贤、公平公正，而是结党营私、权钱交易；领导与一般干部之间已无法律规定的平等地位可言，上对下是采用驾御手段，用势、用术，比如一些领导采用擅自而非通过组织讨论决定的方式升迁、罢免干部的这种手段用用以确立个人威信的手段；下对上是采用谗佞手段，瞒天过海、虚报浮夸；一般干部之间难见水火既济，而是火水不容，彼此做着过河拆桥、隔岸观火的勾当。再有，干部“阶层”为维护自己的利益，实际上形成了漠视广大普通人民利益的社会现实，就使得可以维护更广大人民利益的可行性法律的制定与推行一而再的被延误。而作为干部阶层的形式上的强势群体的作为，刺激着所谓“草根阶级”的普通百姓的思维，断裂了这一弱势阶层的高尚情感追求，使“民”们被裹入了物欲逐猎的漩涡。我从一位案件当事人口中听到这样一句话：“我们国家的最底层的民工们的利益不被重视不是必须的，但是必然的。因为我们国家有一个阶层为维护自己的利益而在很多年中不重视这一社会底层人民的利益。”加以解释就是，权力这种稀缺资源正掌握在一少部分人手里，而另一大部分人得不到应有的全部的人权保障，政治竞争与我国的市场竞争一样，并不公平，这是产生腐败的必然原因之一。这些现象促使我国的国家领导层与社会科学工作者们通过研究，设想在理念与制度并用的基础上，也就是采用创建和谐社会的理念和推行社会主义法治来加以改善。我想说明，制度建设及适用是长期行为，并非能一蹴而就，而我国的现实是，人民现在层次复杂，而且各种情感泛滥、各种思想泛滥，整个国家的民情呈现出“分不清、理还乱”的局面，更给用和谐社会理念、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构建法律增加了难度。我国这种民情与后现代社会的人类情感发展有关系，因为客观世界的多元性发展破碎了人的道德观念，强调了人的片面性，阻碍了人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创新发展的心理需求，扩大化了单边的利益夙愿，使人类个体边缘化、名利化。虽然“水至清则无鱼”，社会的进步难免会造成“泥沙尽下”，但过度的人民精神、感情的污浊，也会因量变引起质变，造成社会的混乱不堪，难以收拾。
3、无兄言谈中有佛意。我将以前写的两篇小文附下，与君论佛。
“学”系列之佛家悟谈之二—原始佛学
有一个同事，知道了我学习佛学的这种“不务正业（我和我的这个同事在探讨工作的意义时，共同的把我们从事的工作只当作“养家胡口”的工作，而未看成是所谓的事业。当然，工作当中还算是认真的我，只是觉得我“站”在我工作的这个岗位上，未能“挥发”出更有利于他人的“能量”，并基于此才认为，我在工作中的“行为”还谈不上是一种“事业”。如果依此“看”，也就是理解为我干工作本就不是在“行业”的话，用“不务正业”来形容我干工作的情况，也就算不上洽当了。）”的行为后，就劝我学学巴力文，因为南传的“五尼柯耶”是用巴利文写成的，记录的内容会更原始一些。我却不以为然。因为我学的是佛学，要掌握和要有个人主见的去理解的是佛学所包涵的哲学和人文精神，并不是要搞学术性的所谓的“去伪存真”的那一套“研究”（从个人角度讲，我才不管是不是迦叶第一次结集呢。总归有佛家子弟将“佛”的精神传下来了，并呈现在我们后人面前，这才最重要。）。不管是“采取”梵文还是巴利文，其记载的内容即使有细节的不同，但最早的佛弟子们想用这些文字来记叙和传达释伽的思想的行为是一致的。而且可以想见，出自释伽之口而未立文字的佛学，在不同的弟子心中会有不同的理解，再转誊在文字载体上之后，自然在文字的表述和文体的格式上会有所不同。所以，我下面在论述原始佛学时，可能掺杂个人的想法会很多，而不是只作笔记式的“记叙”。
我认为，把原始佛学归入小乘的论点并不正确。任何学问都有一个逐渐“迈”向“深奥”的过程，比如数学由简单的加、减、乘、除发展到微积分。原始佛学是后世所谓的大乘佛学的基础。大乘佛学的哲学理论虽然是受到希腊哲学影响（公元前326年，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帅希腊军队入侵印度次大陆，虽只一年，但却将思辨的哲学方法带给了印度的学者们。至贵霜朝的迦腻色迦王时期，印度已经和中国、希腊等各国家进行着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交流。）才发展起来的，但它的根仍然是原始佛学，不论大乘佛学学者怎样否定小乘佛学，在后世，内容越来越丰富的佛学总还是没有离开释伽为他的学问和修行方法“定”的泛爱主义（大乘所谓的“度”人的“法门”虽然万千，但从没离开过要消灭人生幻化出来的“苦”以达到涅槃之“灭”的彼岸的路数。另外，“利他”之救济众生之说也是自原始佛学时期就存在的。）的调子。这基调体现在四法印、十二因缘、四谛、八正道中。这些个见识，我认为基本上应该是释伽这位“觉者”在总结婆罗门教义和反婆罗门的“沙门”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正是这些见识，组成了原始的佛学或称为最初的佛学。
前文曾提到“事业”一词，这“业”字的本“意”就和原始佛学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佛家讲的“轮回”观就是由佛学者认为人因有“爱”欲的“业”力而坠入生死往复而支撑起来的。这“业感缘起”的“十二因缘”是“老死、生、有、取、爱、受、处、六入、名色、识、无明”。这所谓的“轮回”过程，虽然是两千多年前的佛学学者在物理学没有发展到较高阶段的情况下因不了解宇宙衍化进程而建立不了唯物的哲学观点前提下建立起的唯心论断，但不可否认，其包含着丰富的想象力和思维判断力、认知力。这是因为，“十二缘起”不仅解释了人的因“业”力而生死的过程，还将时间编织成了一个循环圈。因此，决不能将这一唯心理论简单的划入宿命论，而应将其看作一种对宇宙运转的本体判知和对人生意义的认识论或认识方法。或许，只是因为要找一条使更多的人脱离“苦”海的路的释伽根本没有过多的想过所谓的哲学的问题，他大概只认为自己找到了一种正确解释人生过程的规律，但他自己可能没想到是，在无意间，他却闯入到了要对“时间”进行解释的顶尖学者和智者们的队伍中去。
只因提到“业”，才先说了“缘起法”。其实在原始佛学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四法印”，这“四法印”是佛学基础的基础。一般情况下，我们多只提“诸行无常（精神和物质的活动是暂存）”、“诸法无我（万象没有固定本性，常存的本体不存在）”、“涅槃清静（自在的彼岸）”这三“法印”，其实还有“一切皆苦（一种人生价值判断）”这一催生佛学的第四“法印”。王子出身的释伽无疑是个“反阶级”、“反压迫”的“异类”；他能提出并着手力行对当时现有社会制度的“反动”，确实是位了不起的勇者，不愧后世对其“大雄”的称号。正是在看到了婆罗门种性制度的残酷压迫下的普通人民的生活之苦后，他才义无反顾的去“苦行”，是希望在自我修练中找到解脱大众之苦的方法。因地位原因受过充分及良好教育的释伽在以自己的知识为基础的前提下“悟”到了他自认为可以解脱“苦”的方法。不过他感到，这一方法不能只是独自的潜修，而是要更多的去教化他人，在初转“法轮”后，他就开始以自己的智慧和人格魅力去“感染”更多的人，并建立起了以自己为中心的团体（我不认为释伽组织的团体是教派，而是一个学者群体。），还在这团体中“传”着自己的理论。这理论的根基就是四法印。以今日的物理和哲学知识去解释这“四法印”，到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现存的宇宙是因为不平衡性才由一个高密度存在的物质点爆炸而衍生出来的，如果诸行有常，也就是总处在一个平衡中，那么也有没有变化万端的宇宙了。宇宙乃至依宇宙律而生的人类只是不断组合或分散的物质、反物质、辐射、光的存在，虽然这存在不可否认，但宇宙的本体和人类之一个的“我”的这一个体在哪个形态存在呢？回答是不固定的，也就是说“我”并非固定存在着。这就引发了下一刻的“我”是否还是前一刻的“我”的这个问题的出现。如此理解的话，“诸行无常”、“诸法无我”就有了一定的正确性。至于“涅槃清静”和“一切皆苦”，如依照前面的对宇宙人生的解释，则变成了伪命题。人是物质和电磁波的组合的临时存在，只是宇宙膨胀过程中的一个暂存，在死亡和生存的过程中，痛苦只是生存的现象之一，而不是全部。而且在有限的生存时间内，人们达到所谓的意志自由和道德圆满只能靠自己的想象或自己对自己的欺骗；而人类死亡后脑电波能否单独存在还未得到真实的验证，因此也就谈不到“我”的精神可以“回归”到宇宙律中去了（而且如前所说，宇宙律也不是清静的，是不断变化的）。
原始佛学由“四法印”的基础和“十二因缘”的“轮回”观点，发展出了纲领性的处世理论，即“苦、集、灭、道”这四谛；进而还提出了可作为人生修炼方法的“八正道”。 “苦、集、灭、道”这四谛其实就是前文提到的“四法印”的翻版。我只摘选《中阿经》之《分别圣谛惊》中对“苦谛”的延伸表述，请大家思索。这表述是：“诸贤，云何苦圣谛？谓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怨憎会苦、爱别离苦、所求不得苦、略五盛因苦。”至于可使精神得到解脱的“八正道”则是：“正见、正思、正语、正业、正命、正勤、正念、正定”。我们如果在平时的思想中和行为中能如此，那么也就可以摒弃大部分的“无明“了。
这篇小文的结尾，我就不耍小聪明，写什么诗词或是偈子之类的东西了，就引用《佛说长阿含经》上的一个偈子作结。
“尔时，世尊以偈颂曰：我今自在，到安隐处，和合大众，为说此义。吾年老矣，余命无几，所作已办，今当舍寿。念无放逸，比丘戒具。自摄定意，守护其心。若于我法，无放逸者，能灭苦本，尽生老死。”
“学”系列之佛家悟谈之八—从《法化经》到法华宗
十年前，我接触到了比较精深的佛学典籍《维摩诘所说经》和《妙法莲华经》，初读，就被其雄奇、瑰异的想象力，优美、流畅、华丽的语言所吸引。就是从那时，我喜欢上了佛学，因为其中不仅有神奥、深邃的哲学，也有铺排合理、字字珠玑的锦绣文章。现在，我整理自己所学过的佛学知识，重读这些经典，心灵还是能被其幻相万千的表述所激动，可见其文学和哲学生命力的强劲。比如，在《妙法莲华经》的《方便品第二》中有“舍利弗，吾从成佛已来，种种因缘，种种譬喻，广演言教，无数方便引导众生，令离诸著。”一句，是佛法入世的明证。其实所谓的佛法注重的是什么呢？就是要使众生都脱离“苦”海，即使在物质上达不到，也要力求在精神上达到。虽然此说唯心，也易于抵消人在现实世界里的进步和变革精神，但导人向善的中心思想总是没错的。可以说，佛教或佛学有使整个人类的道德感都能有所改善的设想，是多么宏大呀！其普世性是不容小觑的。另外，在《方便品第二》中有“佛告舍利弗：‘诸佛如来，但教化菩萨，诸有所作常为一事，唯以佛之所见示悟众生。舍利弗，如来但以一佛乘故为众生说法，无有余乘，若二若三。舍利弗，一切十方诸佛法亦如是。’”这样一句。其中“一切十方诸佛法亦如是”句和《维摩诘所说经》之《不可思议品第六》中的“住不可思议解脱菩萨，断取三千大千世界，如陶家轮著右掌中，掷过恒河沙世界之外。”句可体现出佛学对广袤宇宙存在其他生命体的无穷幻想，比之庄子的玄想，此幻想要科学和泓广的多的多。对此，是绝不能简单的用“迷信”来下论断的。其中“如来但以一佛乘故为众生说法，无有余乘，若二若三。”句所体现出的“会三归一”观，启发了中国的“法华宗”，创立了该宗的“圆融”观。
可以断言，《妙法莲华经》不仅是大乘的经典，也是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自己的佛学宗派—“法华宗”的根本经典。因该宗的实际创始人智顗曾居住在天台山国清寺，并在此倡法，所以此宗又叫“天台宗”。“法华宗”没有免俗，也拉上一位佛学名人—龙树做其“靠山”，以表明其宗派历史的悠远和正统（中国宋、明时期的新儒家们，即使思想中搀杂了很多佛、道家的学问，却仍要说自己的学问是孔子最忠实的拥趸，也是出去这个要谋求正统地位的目的。或许这是生存于“黄天厚土”之间的中国人思维中有复古思想的特点造成的吧！）。不管智顗是否师从过慧思，慧思又师从过慧文，慧文又读“中观”佛学而有感，然后在再传至智顗，但从智顗讲授过《大智度论》等大乘经典来看，“法华宗”传承了一部分“般若”思想是有史实见证的，那么智顗及其徒弟们将早生于他们三、四百年的龙树供奉于自己的祖宗牌位上，也就有了一定道理。不过，智顗及其出色的弟子灌顶在《妙法莲华经》基础上，开始弘扬在《摩诃止观》和《观音玄义》等“法华宗”本宗经典中体现出的理论时，则脱离开了龙树的原有思想，已开始开创中国佛学的“真心”特色。下面就简单说说“法华宗”的一些特点。
首先说说“法华宗”的“教判”观。在中国的“性宗”几大宗派建立之前，从汉至隋，传入中国的佛典五花八门，各时期经典不分先后的被翻译介绍到中国（玄奘就是想搞明白佛学的体系，才到印度去“留学”的。），有见地的佛学者们都想把这些不同的经典分门别类的按历史时期和派系整理出来。这种判明佛学传承的行为就是所谓的“教判”。中国各佛学流派的“教判”观是不同的，因都以自己为正统，所以总把自己摆在最重要的位置上，“法华宗”也是如此。可见，“本位”思想是古已有之的事情。“法华宗”的“教判”为“五时八教”说。“五时”就是：一、华严时。称释伽觉悟，首说《华严》。二、鹿苑时。称释伽觉《华严》太深，所以说浅显《阿含》。三、方等时。称释伽渐觉佛弟子已有根基，说渐深《维摩》、《方等》。四、般若时。称释伽进而说更深“般若”，以消大、小乘分别。五、法华时。把所有法归入《法华》一乘。此说虽然是“法华宗”抬高自己的说法，但除释伽首说《华严》说是在给“佛祖”和自己找台阶下外，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分清了佛学发展的历史进程的。因为任何学问由浅入深的发展是正常的。“八教”说则是把“法华宗”认为的“五时”所说之法分为“藏、通、别、圆”的化法四教和“顿、渐、秘密、不定”的化仪四教。因这是“法华宗”的自言自说，可以不必去深究其正确与否。重要的是“法华宗”把自己这一宗看作了“圆教”，即它的理论是“圆融”并体现出“中道实相”的。此“圆融”论体现在“一心三观”和“三谛圆融”上。
其次说说“法华宗”的“圆融”论调。什么是“三谛圆融”呢？所谓“三谛”就是在前面小文探讨“中观宗”时提到的“空、假名、中”。“法华宗”将这“三谛”和为一，也就是在《摩诃止观》中提到的“一念心起，即空，即假，即中。”基于此，一心可作三观；又因三谛同属这一心，自然也就可以圆融。这也就是在上篇小文中提到了中国佛学独有的“真心”即“真如”，可生万法的具有唯心主意色彩的“真心”说。又因此，“法华宗”还发展出了“一念三千”说，把宇宙本体解释为“心”念活动，并可生成世间万相。《摩诃止观》的文字很有特点，让人读起来，有“荡气回肠（不是那种悲、愁、喜、乐等情感引发的荡气回肠，而真是文字起伏的“彳亍”。）”的感觉。我抄录一段，以资欣赏。其文为：“若解一心一切心，一切心一心，非一非一切；一阴一切阴，一切阴一阴，非一非一切；一入一切入，一切入一入，非一非一切；一界一切界，一切界一界，非一非一切；一众生一切众生，一切众生一众生，非一非一切；一国土一切国土，一切国土一国土，非一非一切；一相一切相，一切相一相，非一非一切；乃至一究竟一切究竟，一切究竟一究竟，非一非一切；便历一切皆是不可思议境。（此说和庄子的“万物一马论”有些相似。如把此说“改编”成唯物主意，就颇和科学事实相近了，因为一切存在物都是由物质组成的，而组成每一存在物的基本物质是一致的。）若法性无明合，有一切法，阴界入等，即是俗谛；一切界入是一法界，即是真谛，非一非一切；即是中道第一义谛。如是遍历一切法，无非不思议三谛。”
再次说说“法华宗”独有的，最具特色的理论，即“阐提不断性善、佛不断性恶”说。在《观音玄义》中，“阐提断修善尽，但性善在；佛断修恶尽，但性恶在。”这句话体现出了这一论点。所谓“阐提”是“一阐提人”的简称，在印度佛学里指哪些不可能成佛的人。而“法华宗”大胆的提出了“一阐提人”也可成佛和佛的本性中也有恶的理论，对印度佛学者来说是骇人听闻及不可接受的。我认为，此思想受中国“易”学的“阴阳”辩证理论影响很深，是在把宇宙的本体作二分看。之后，“法华宗”传人中对此说坚持，并将其发展的更“深远”的是湛然，他提出了“无情也有佛性”说。在《金刚錍论》中，他说：“故知一尘一心即一切生佛之心性，何独自心之有无耶。”便是该说的论点。
最后，还是以偈子结尾：一念生出三千相，三千一切大千样。佛法一心存善恶，修善修恶自来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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